在莫斯科练摊,使我的留学生活变得丰富而充实,以至于今天,当我在江南清新宁静的大学校园里过着安定生活的时候,还常常忆起那辛苦异常、紧张兮兮的练摊岁月。
在莫斯科留学期间,为了学费,我和众多的留学生一样,四处寻找工作。
莫市一家中国皮衣公司因没人懂俄语,就让我去给他们当翻译。在提货送货的过程中,我认识了一批来莫斯科的练摊者,发现练摊虽然比翻译辛苦,但收入也比翻译高得多。在做了3个月的翻译工作后,我最终加入了莫斯科中国同胞的练摊大军中。
买了一辆板车、一张折叠小桌和一小捆绳子,我与一个福建朋友合租了一个固定摊位,每周每人交180美元税。所谓摊位,就是市场管理人员给你划定的露天的一块地方,摆上桌子就算一个摊位了。由于这个市场在地铁图上的灰线(莫斯科地铁图上每一条地铁线都有固定的颜色)附近,中国人称之为“灰线市场”。从此,我开始了边读书边练摊的生活,直到两年后,因为要完成博士学位的各种考试,我才放弃了那个摊位。
运货被罚款是家常便饭
俄罗斯警察一见到中国人和满车货物,就会想方设法弄点钱,称之曰“罚款”。“施特日阿夫”(罚款)是他们使用频率最高的单词。他们拿了罚款,往往是既无罚单也无任何解释。我曾问一个熟悉的俄罗斯司机,能否找一条遇不到警察的路,这位憨厚的师傅告诉我:除非你从天上飞。
俄罗斯人练摊从不吆喝
刚上市场时,我总感觉不自然。俄罗斯人练摊从不吆喝,他们总是把待售货物摆在那里或抓在手上,静静地等待顾客到来,颇有点姜太公钓鱼的味道。我总是想,为什么他们从不吆喝?在国内我虽从未涉足商界,但一走进自由市场,小商小贩的吆喝声总是不绝于耳。后来,我想起了那位至今仍静静地躺在红场边上的俄罗斯老人列宁说过的一句话:“在市场上叫卖得最凶的人,往往是想把最坏的货物推销出去的人。”俄罗斯人大概都认这个理。
我对市场上小商小贩的讨价还价和斤斤计较的理解,是从一位年长的练摊友那里领会的。她本是国内东北一所中学的数学高级教师,上世纪90年代初退休后,像许多东北同胞一样来到了俄罗斯。她有良好的俄语基础,与客户交流很方便。她专营运动服,为了一套运动服多卖100卢布(当时价值 2美分),她会不厌其烦地与人耐心解释,讨价还价。她告诉我,单套运动服在市场上的利润本来就不高,100卢布是不能随便放弃的,何况每天有数百套运动服出售,如果每套能多卖2 美分,一个月下来就不是一个小数字了。我以前可是对这类问题全然没有考虑,还从心底里嫌弃小商贩为了点小钱斤斤计较的可恶和小气呢。
自由市场上的朝鲜族大妈阿玛尼,来自中国东北的延边地区,她同大多数在莫斯科练摊的东北朝鲜族同胞一样,没有合法的莫斯科警察局居留签章,甚至连护照都过期了,按俄罗斯的有关法律,她应被遣送回国。所以莫斯科警察最善于从他们身上弄罚款。警察每天都到市场上检查护照——没有居留签章警察也不把你怎么样,只把你带到警车上,让你交上10万卢布(约20美元)罚款,你就自由了。有时你交过钱后,他们会给你一个纸条,而凭着这个小纸条,你可以在3天内不再交罚款。当然,也有警察不按牌理出牌的时候,有了条子还要再罚,你就只得再交。一天,阿玛尼正在吃盒饭,一个年轻警察来了。他多次在阿玛尼这里拿过罚款,这次他也像老朋友似的走到阿玛尼身边说:走吧。阿玛尼抬起头说:“孩子,你没有看到我正在吃午饭吗?按俄罗斯的礼节,你该说祝我胃口好。”小警察笑了,说祝你胃口好,阿玛尼说谢谢。随后,她不慌不忙地吃饭,小警察就站在她身旁静静地等。阿玛尼吃完饭,说走吧。半小时后,阿玛尼带回一张罚款纸条,她小心翼翼地把它与交摊位费的收据一起揣在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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