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见闻拾粹

一、飞往巴马科
1989年6月26日晚11时，我和到马里糖联工作的李云兴、向远昇、马广山等3位专家离开北京，开始了遥远的非洲之旅。飞机起飞后，即向西南方飞去。紧张、高兴的心情，在夜幕中惭惭平息。窗外一片漆黑，睡意刚刚开始，午夜之后，飞机又徐徐降落。随窗外望，地面一片灯火辉煌，漫无边际。机上正播送到达孟买的消息。随着飞机降落印度孟买机场，机舱开启，一股热浪涌来。啊，这里是热带！虽然在北京时天气已热，热带的气浪却另是一番不同。我们要去的马里，地处西非内陆撒哈拉沙漠南沿的国家，不知又是何味。飞机加油上人后，又继续向西飞去，睡眼朦胧中，亚的斯亚贝巴机场到了。走出机场，已是当地时间早上7时，北京到这里，尽花了13.5个小时。

亚的斯亚贝巴是埃塞俄比亚的首都，地处东非高原，海拔2400米。一下飞机顿感凉意，我们赶快穿上随身带来的外衣，似乎还不能御寒。随即机场公交车把我们送到城市近郊的宾馆，安顿好行装，顺我们住宿的三楼窗口外望，好大一个城市！原来亚的斯亚贝巴是东非的一个拥有一百八十万人口大城市。灰濛濛的天空下，一条条街道伸向远方，低矮的房舍栉次鳞比，无边无际，高大建筑很少，我们住的有六层楼的宾馆显然是这个城市较好的建筑了。接着，我们一行顾不得旅途劳累，兴致勃勃走出宾馆向城市中心走去。只见街人行人稀少，公交车少而简陋，随着闹市区的临近，一个奇怪的现象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就是所到之处，红旗招展，大幅标语，彩色画像比比皆是。走近一看，红旗是镰刀斧头红旗，画像全是列宁照片，伴随着高音喇叭的乐曲，还有点象我国文革时的景象。后来才知道，当时，埃塞俄比亚的亲苏政权，正在建设一个非洲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可惜，好景不长，几个月后，随着前苏联的解体，这个政权也被政变者推番了。在上个世纪的后期，非洲不少国家，改变迭起，政权更迭，我们要去的马里何尝又没有经过这些。我们走在大街上，由于这里通用英语，对于我们只懂一点英语的人显然是文盲，同行的马广山翻译是学法语的，也只懂一点英语。所以只能带双眼睛看看街景，摄影留念，在象征埃塞俄比亚独立的纪念雕塑前合影，就返回了宾馆。 字串1

第二天(28日)下午2时，我们告别了亚的斯亚贝巴，埃航的飞机继续向西飞行，在乍得首都恩贾梅纳，尼日尔首都尼亚美的机场，稍事停留，上下客人。这两个城市都处在撒哈拉沙漠南沿，飞机起落时，机场内外黄尘滚滚，简陋的机场、矮小的房屋、闷热的气候，显然是这些非洲内陆贫穷国家的点滴写照，马里、巴马科也是这样吗？带着这样的疑问，随着飞机向西飞行，经过八个小时的行程，飞机终于到了巴马科上空。俯窗下望，地面上绿树葱茏，尼日尔河象一条银色飘带自南向北流去，巴马科到了，心也似乎安定了些。

走出机场，已是当地时间晚7时，糖联领导和有关人员热情接待我们，沿着机场入城线路，在街道两旁星星点点的灯光照耀下，汽车驶进了中国驻马里使馆经参处。我国政府对在凡有经援的国家使馆设立了经济参赞处，负责对受援国的联络和对该国援助的专家组、劳务组的领导，糖联正是我国援助马里的大项目，经参处就是糖联在国外的直接领导。因此，一到经参处，出国人员就等于到了家。招待所为我们准备了可口饭菜，房间里空调早已启动，我们洗个澡，舒舒服服睡个觉，几天的劳累一扫而光。第二天，我们乘座糖联的汽车观光了巴马科市容，市内树木倒是不少，低矮房屋被绿荫遮掩。除了富人的别墅，各国驻马里的使馆、部分公共设施和政府官邸比较显眼外，城市街道又窄又脏，有的地方臭气熏天。车辆倒是不少，来来往往，显然是达官贵人的坐骑.黑人是这里的主人，所到之处，尽是黑人，当然也有少数白人。中国同胞也能见到，据说当时仅经援项目来到马里的人就达450人，多数住在首都附近。最后，我们的车来到了中国驻马里使馆，漂亮的使馆大楼，庄严的五星红旗和国徽使我们刚到国外的人感到亲切，以后，我们曾多次到使馆参观、办事，因为这里代表伟大的祖国，是出国人员的靠山。 字串2

二、专家院纪事


    专家院，顾名思义，是专家生活居住的地方。马里糖联共有中国官员和技术人员49人（统称专家），分住在杜加布古和西里巴拉。住在杜加布古专家院的28人，包括糖联总经理、四位处长和他们的翻译、工厂厂长、翻译和技术员、农场三人，组成一个专家小组。厂长陈熙发（第二年后为潘国清）任组长，我为副组长，负责专家院的日常工作，我们专家院很大但也简陋，大院坐落在与糖厂和糖联办公楼隔路相望的平坝上。四周低矮的铁丝网和密密的枝叶繁茂的小树干把专家院簇拥其中，一条车道把专家院分成两半，路两旁整齐地排列着八幢平房，是专家居住的地方。左侧另有两幢平房，分别作食堂和电视室。院内树木葱茏，路旁简易车棚里整齐地停留着七、八辆小车。靠前的六幢平房土筑屋顶铁皮盖，是当年修建糖联时，工人们干打垒修建的简易住房，以后，经简单粉刷，成为历届援外人员的住房。由于土筑墙厚，透热性差，比较凉快，成为专家们住房的首选。尽管后面修了两幢新的砖砌房屋，一般都不喜欢去住。每幢平房，并排分为八间，每个专家住一间。室内陈设简单，每间装有空调、配有电扇。隔开的卫生间里，有电热淋浴和抽水马桶，没有象样的家俱，一张简易木床，有的还是木板木条钉的床，一张旧桌和凳子，一个砖砌木门的衣柜。由于天气热，床上用品也很简单，床单加毛巾被，稍冷时，用一床毛毯。为了防老鼠等小动物钻进寝室，天花板和墙上的缝隙、小洞都封死，就是这样，蚊帐里仍常有小蜥蜴(四脚蛇)出没。只有处(场、厂)长，多了一个收录机，可以在晚上10时收听北京早晨7时的新闻联播。为了工作的需要，为处长配备了小车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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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加强对援外人员的管理，在使馆党委领导下，糖联专家组建立了党总支，杜加布在专家小组建立了党支部。专家小组和党支部一套班子，既抓援外人员的思想教育，又抓专家院的日常管理。援外人员远离祖国，远离亲人，思乡思家情绪很浓，为了让专家们及时了解国内情况，除了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外，还订了《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多份报纸，党支部也订了党建工作的杂志，加上使馆发的文件资料，提供大家学习。专家小组每周抽一个下午组织学习，我在报纸杂志、资料中选择一些文章给大家阅读。总经理刘永聚带头参加学习，讲形势、讲思想、讲工作、讲安全、讲处理好与马里官员和职工的关系，提高大家的认识。 

为了解决专家们想家思亲人，能及时与亲人和单位联系的问题，因当时国内多数家庭未安装电话，而专家院也只在总经理住处有一部电话，一般也不长途通话，写信就是与国内亲友和单位联系的最好手段。但交国际邮件必须在巴马科才行，邮资也贵。在马里的各个专家组、劳务组就约定了一个办法，当时在马里的援外人员已达数百人，每年轮换回国的人数也较多，至少半月就有人回国，回国人员帮助捎信就成了义不容辞的义务。专家小组通过经参处、糖联巴马科办事处和中轻公司驻巴马科代表处，随时了解回国人员的日期和航班，专家们每个星期轮流到巴马科出差送信，把贴好国内邮票的信件直接交到回国人员手中，并在经参处取回国内来信。而回国人员集中各专家组邮件后，带到北京，交邮局发回，这样既方便了专家们与亲友的联系，也节约了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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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办好食堂，让专家们吃好，是专家小组的一项重要工作。组长陈熙发亲自抓生活安排。马里是伊斯兰教国家，马里人大部分信奉伊斯兰教，他们不养猪，不吃猪肉，吃肉必须靠自己解决。马里人种菜少、品种单一，解决吃菜也是首当其冲。加之上个世纪后期，援外仍是政治任务，援外人员的经济收入不高，按规定处长每月津贴只有152美元，其它专家还要低些，当时美元兑人民币比价也低，与现在援外人员收入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当时每人每月伙食补贴是3万西郎(约100美元左右)，因此，励行节约，减少伙食支出，也是一种可行的增加收入的办法。鉴于此，专家小组发动专家，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养猪种菜。炊事员和帮厨的黑人工人负担养猪，专家们人人种菜。经过努力，专家小组常年圈存肥猪达四、五十头，除自己食用外，还支援中国医疗队、经参招待所和在首都的部分专家组。吃鱼也自己解决，陈熙发厂长利用休息时间带领工厂的几个专家在水塘里、农场排水渠去钓鱼，每去一次，几小时就能钓上几十、上百斤非洲鲫鱼。种菜就在专家院内，每人开一、二块地，安上水管、自流灌溉，农场提供化肥，又有猪粪，托国内来人带来种子，规定每人定额上交蔬菜数量。这里气温高，有水灌，蔬菜长得快，杂草长得更快，所以蔬菜好种也难种，通过摸索，逐步找到了一套在马里可行的种菜技术，蔬菜越种越好。除了一次蝗虫灾害，专家院食堂、蔬菜全年不断，吃不完就作猪饲料。我种的蔬菜不算好，有时每月也要交一、二百公斤。专家们既参加了劳动，又有收获，其乐融融！在我门前坝子里，几十株芒果，屋后的番木瓜、香蕉，果实挂在枝头，走进专家院绿树成荫、满园蔬菜、瓜果飘香，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字串9

为了丰富专家的文化娱乐活动，专家院设有电视室、配了收录机。马里的电视看不懂，信号又差，专家们主要还是看录相。专家小组自购了一部分国产录相带，录相带的主要来源还是到大使馆去借，有时也向其它专家组借。我和沈国芬翻译每月到大使馆借还录相带，当时国内录相带相对较少，港、台录相带居多，特别是以琼瑶作品为题材的录相带一部有十多二十本，每次借几部，用个大纸箱装回来，供大家看。两年下来，大使馆所藏录相带，大部分都借过，有的还反复借过。同时在使馆图书室借阅图书、小说供专家传阅。

除了看录相、读小说，专家们休闲时也打纸牌、麻将、下相棋、外出钓鱼，节假日相约外出，到西里巴拉拜望在二厂、二场工作的朋友，或到塞古、尼奥洛、马尔格拉等地去游玩。“五.一”、“十.一”、春节等节日，专家组开会聚餐，举办宴会，招待糖联各处、场、厂马方的官员和夫人。当然，我们中国专家的官员和翻译也陪同参加。

在专家院，援外人员多年亲身体验，总结出“三怕”即怕生病、怕车祸、怕政变。首先是怕生病，马里地处撒哈拉沙漠南沿，是多种疾病发生流行的地区。爱滋病高发区、恶性疟疾（打摆子）的疫区，还有黄热病等。由于专家组纪律严明，又在远离城市的农村，远离爱滋病的威胁。主要的威胁是恶性疟疾，小小的蚊子是传播病源的罪魁祸首，雨季到来，蚊子防不胜防，一些专家在看电视时，穿戴整齐，脚穿布袜，仍然要遭蚊子叮咬。得了疟疾，全身无力、不思饮食、体温不断升高，可达40度以上，重症者直至死亡。因此援外人员都怕打摆子。只要体温达到 37.5度以上，医疗队就作为疟疾对待，挂上法国产的奎宁马克斯和青霉素输液。有时也用国产的青蒿素，据说在越南自卫反击战时，是解放军用来医治疟疾的良方。输液后一般5—7天，温度可恢复正常。我在两年中就曾经三次打摆子，好在医疗队及时医治，我的两个助手精心照顾，没有大碍。雨季一过，专家小组陆续出现疟疾病人，一般发病人数多达一半以上。二怕车祸，专家小组内小车多，一些年轻专家又喜欢开车，马里驾驶员开车又快又猛，车祸较多，一出车祸，非死即伤，确实是一大威胁。使馆和专家组多次强调，不经允许不能开车，车速不要太快，但仍遏制不了。两年之中，专家小组内就出现一次车祸，好在人、车都未受大的损失。而西里巴拉农场一次车祸，造成三人受伤，汽车受损，这是教训。三怕政变，非洲不少国家政治腐败、政局不稳，政变频繁。马里国内也是如此，劳联（工会）常组织罢工，全国响应。糖联内部，杜加布古农场，每年都发生1—2次罢工，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劳工罢工就像电影里农民暴动的镜头，一群群衣衫破烂的砍蔗劳工宣布罢工，然后浩浩荡荡，手执木棒、砍刀一路奔来，有路走路，无路涉水，把未罢工的劳工赶走，造成全农场农活瘫痪。好在马里人对中国人友好，罢工从不对准中国官员和专家，当然处理罢工也是由马方自行解决。1991年3月，巴马科发生罢工并引发骚乱，迅速演变为军人政变。由于糖联离得远，使馆做了周密安排，专家小组做好应急准备，随时准备撤离。几天以后政变成功，新的掌权者仍表示中马友好，风波才平息下去。不过罢工7天，农场已砍的数千吨甘蔗在地头晒成了干柴，损失不小。 字串5

    总之，在马里，在专家院，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远离亲人的孤独，较低的经济补贴，糖联的专家们，无论是领导，还是工厂、农场第一线的专家。他们全是凭着祖国和人民的信任，个人对事业的责任，为马里糖业作贡献的重任，不计名利，积极工作，克服困难，开拓创新，为祖国争光，为中马友谊添彩，这种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3、您好！Bonjour！
    1989年8月21日，我到马里糖联还不足两个月，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下面这首很不像样的小诗：
您好
田间，路旁
工厂，农场
迎着张张黑黑的笑脸，
聆听着一声声“您好”

木叔 ，木姐，
乔克巴巴，基零零
伸出双双温暖的手，
亲切地问一声“您好”！

“您好” “您好”！
握手，欢笑，
消除了语言的障碍，
凝集着中马友好！
（1989.8.21马里）
    这里需要注释的是：木叔、木姐，帮巴拉语为男人，女人。乔克巴巴，基零零，帮巴拉语为老人，小孩。更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您好”远远不仅是汉语的您好！包含着法语的“Bonjour”！，包含着帮巴拉语的“安者”，甚至包含着少数人用英语说的“Hello”！在马里，法语是官方语言，而普通老百姓仍说没有文字的土语邦巴拉语，也有少数人学了英语。在杜加布古，不少马里人还会用中国话说“您好！”所以，一出专家门，处处都能听到您好！安者！Bonjour!说着您好！真的表明中马友好！
     马里1960年从法国殖民者手中独立建国，当年中马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64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访问马里，表示要帮助马里人民解决穿衣、吃糖、吃茶等困难。中国政府无私地给予援助，很快糖联建起来了。塞纺建起来了，茶厂、皮革厂也建起了。尼日尔河上建起了大桥……。随着一批工厂的建成，马里经济得到了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马里人民看在眼里，对中国人民的感谢记在心里，中马友谊凝结在一起。 字串3
    位于杜加布古的糖厂和农场和位于西里巴拉的糖厂和农场建成以后，一批批中国援外专家、技术人员来到这里，原来荒漠的热带稀树草原上，烟囱飘起了炊烟，田间长出了甘蔗，援外人员把种子带到这里，把科学技术带到了这里，这里产出了马里全国需要的60%的白糖，每年需要招收六千以上的就业工人，中国专家还带来水稻、蔬菜种子，把杂交水稻栽培技术普及到了这里，糖联所在的地区成了全马里最富裕的地区之一，连边境反对派的黑人部族也虎视眈眈看着这里，把骚扰的目标定在这里。因此，在杜加布古的黑人从心底里热爱中国，他们看到中国人就喊“西里瓦”（法语Chine即中国），就要同你握手、就要祝福 “Bonjour!”祝福“安者”！他们尊敬、崇拜毛泽东，很多人能唱“东方红”，很多人晓得“中国功夫”。每当我国国庆和春节，专家小组都要放电影招待当地群众。我和沈国芬翻译去大使馆选电视片，除了故事片，总要选一、二部有中国武术节目的影片。在专家院门外广场放映时，马里人穿着节日盛装，年青人却总爱在中国人面前摆弄拳脚，露一手不太地道的中国功夫。由于中国援外人员长期在这里交往，很多马里人学会了一些简单的中国话。因此，这里的语言也不是单纯的法语、邦巴拉语，而是包含中国话在内的混合语，这也是仅在这里才能流通的语言。中国专家也正是凭着用中国语用简单的法语词句加上半生不熟的邦巴拉语来同当地老百姓交往。我和向远昇1990年底的两个月，由于没有翻译，就是这样到农场、到田间去检查、指导工作的。当时，一些法语词句，读不来，知其意，就用手写，农场的各种报表读不来，也知道其中的内容。驾驶员马伊嘎懂邦巴拉语和法语，也学会几句中国话，我们一起说的混合语，外加手势，还是能够懂得对方说的大概意思。 字串6
中马友谊不仅体现在语言上，在我们同马里人接触中也深深地感受到了马里人对中国人民的友情。我和卡桑巴拉场长共事两年半，我们之间相互尊重、信任、支持，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人的深情厚谊。工作上，只要是我提的意见，他毫不犹豫地照办；我提出实行目标责任制管理，尽管困难很多，他坚决照办；我提出改进栽培管理的意见，他及时贯彻执行。他很关心中国专家，专家院里种菜需要化肥，他及时送来，蝗虫袭来，他派工人到专家院打药治虫，果园里芒果熟了，他选最好的叫工人送来……。当然，专家小组对他的工作也很支持，有一次，黑人内部有人要把他从场长位置上撤掉，总经理征求我的意见，我们一致认为，他是中国人的朋友，依靠他中国专家的意见、决策能够贯彻执行。我们一定要支持他。结果他继续担任场长。在生活上也经常关心，他的夫人要治病，沈翻译就陪她去中国医疗队，请中国大夫治病。农场的区、科长、广大职工对中国专家非常友好。生产科长夏戛就是我们的好朋友，还有马伊戛、董比亚、古利巴里、顾蒙、西比等众多的马里朋友，给了我们工作的支持。我的小车驾驶员马依戛，长年为我们开车，爱护车辆，辛勤劳累，从不叫苦，对我们照顾周到。我们也很关心他，他生病，我们送医送药，出差巴马科，我们在生活上给予照顾，两年多来，我们结下了深厚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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